一、管理思想与传统文化简述
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物质基础是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18世纪末，瓦特发明蒸汽机，拉开了欧美工业革命时代的序幕。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工厂，尤其是公司制的发展，既为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对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提出了迫切的需要。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是19世纪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实证主义哲学，它强调哲应仿效实证科学，以事实作为知识唯一可靠的依据。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管理理论丛林等三个阶段。
西方是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发源地，以企业为基本管理单元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借助市场经济与技术革命这两大机制，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应用，深入地影响着世界各国企业管理的实践。时至今日，中国管理教育以及：：业管理实践的基本架构依然建立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系统地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以来，企业组织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日益受到重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管理手段已经为企业所关注，企业的基础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
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孕育了底蕴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其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管理思想。中国传统管理想的大规模兴起始于思想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体现在国家社会治理、战争指挥、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反映在易经、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各学派的典籍、史书及文学作品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硕果累累。中华文明孕育的独特的管理思想既在哲学层面对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又在操作层面对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不可能不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企业管理体系的架构包括工具、制度、精神三个不同的层面。在技术、方法等工具层面实施“拿来主义”并不难，只要资金、人才有保证，收效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功夫到位，配套措施完善，制度层面的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西方成熟的办法来解决。但由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积淀，精神层面的问题却很难靠全盘西化来决。可见，全盘西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企业管理的部问题，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吸收，并且有创新地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丰富的管理思想展开系统的究，提炼出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普遍性的管理规律，并结合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对中国管理思想进行有创新的发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尤其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理论与方法，已成为一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时代课题。
经过对IBM公司在40多个国家11. 6万名员工进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霍夫斯泰德(G．Hofstede)等人得出结论：英美国家与中国的文化风格大相径庭。受共同的意识形态及犹太教、基督教等的影响，英美国家具有社会权力距离意较低、个人主义程度较高、风险偏好程度较高、儒文化动力很低等文化传统；而强调内在修养、人际和谐、行事中庸的儒文化，使得中国具有社会权力距离意识高、个人主义程度低、风险规避程度较高、儒文化动力突出等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而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企业面临着不同的管理环境。法默—里奇曼模型说明了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文化环境对管理行为和管理效果的影响。美国管理学者法默(R．N．Farmer)和里奇曼(B．M．Richman)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明，文化传统对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所有的管理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都受到文化环境中各个变量的潜在制约勺，只不过一些职能对文化环境的敏感性大于另外一些职能而已，这取决于这一职能与文化环境直接交流的重要性程度。
早在1 983年，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先生就提出了“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十六字方针”，作为指导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与创新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实践的全部过程。从本质上来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是管理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相融合的问题，这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植根于中华大地之上，又以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构筑其管理架构的中国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结合得越到位，其管理绩效越高。
从这个角度而言，管理理论可以分成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只能在某一具体的情境下发挥作用的管理理论，另一种是超越具体的环境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管理理论。当前，世界管理学界掌握话语权的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体系，但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西方的文化环境。而中国企业根植于中国文化环境之中，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文化传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在中国企业中所能发挥的效用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对于中国管理学界而言，要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在当前依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管理思想，并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相互融合，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二、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
由于中国与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因此，所形成的管理思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与术：关注层面的差异
由于中国长期以农业为基础，以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为基本的生产方式，未经历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从而导致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不发达。因此，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侧重“道”的层面的体悟，注重对相关管理哲学与管理理念的思考，认为理念是管理鲜活的灵魂。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侧重“术”的层面的内容，重视具体操作与管理工具，这种管理思想在泰罗等管理学家所倡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事实上，科学管理运动最初就是从基层员工的动作研究和工作优化起步的。
（二）个体与组织：立足视角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思考管理问题的立足点始终是管理者的长治久安，也就是说，关注的是当前或者未来的管理主体自身利益与发展空间的最大化。无论是孔子提出的“仁政”思想，还是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为君王的统治服务的，是从君王这一个体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管理者本人，管理主体为了自己的长期利益，必须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关注的则是管理者所在的组织的利益及发展空间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关注管理者自我管理的内容，这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相对忽视的管理领域，但是，当管理者并非组织的实际控制者时，容易滋生“本位主义”、“利益小团体”等现象。
（三）软与硬：管理方式的差异
尽管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法家的“法治”思想均有其悠久的传统，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但是，在西汉的董仲舒上书《举贤良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之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思想，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更偏重于“德治”。在管理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舍标准的排序是“情”、“理”、“法”，更多地强调管理中的艺术性成分，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在许多情形下，解决问题的方式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即偏重管理中“软”的一面。长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缺乏流动性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使得中国传统社会非常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重视对人的管理，人际关系的协调在管理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在管理决策中占据着很大的权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偏重于“法治”，强调制度化建设对于企业管理的价值，通过提高管理流程的成熟度，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所采用的价值取舍标准的排序是“法”、“理”、“情”，更多地强调管理中科学性的成分，即“硬”的一面。在西方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视各种具体的管理工具的运用，重视对技术和设备的管理。
（四）模糊与精确：控制手段的差异、
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以及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具有力求稳定、少走极端的价值偏好，孕育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定性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广泛使用感性的管理手段，管理目标往往相对模糊，认为问题的解决存在着一系列可接受的满意答案，而不是只存在唯一的最优答案，使得管理过程具有较大的弹性，此外还强调被管理者的自我约束，这种模糊的控制手段也在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主张中得到集中反映。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强调定量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广泛地使用理性的管理手段，管理目标清晰、明确，以绩效管理为基本手段，以数学、统计分析为主要工具，以标准化与最优化为效率标准。
（五）整体与局部：优化范围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基于家族血缘关系和人际情感关系的相互依存性非常重要。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对整体的管理，无论是《易经》、《老子》中阐述的阴阳观，还是《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克敌制胜之道，都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强调整体的利益大于局部的利益。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人和”，强调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与沟通，这种对“人和”的追求不仅体现在组织内部，而体现在组织处理与外部公众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一思想被推而广之，进而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用科学的精神，注重局部的优化，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管理理论丛林的产生，与不同管理学派所侧重优化的问题各不相同是直接相关的。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竞争意识，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体现在企业内部不同的业务单元、不同的职能部门、不同的管理者及不同的员工之间。
三、中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
具有深厚历史背景与博大思想来源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很多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为二者的交汇与融合创造了互补性基础。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存在着很大的融合空间，并且这种融合的潮流呈现出不断深化的发展趋势。
诚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所言：西方科技如果缺少了东方智慧，就会变成瞎子；东方智慧缺少了西方科技，就会变成瘫子。从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种管理思想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为相互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需要系统总结和运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20世纪80年代，西方传统的理性管理思想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极富冲击力的“管理学革命”，源于美国的现代管理思想受到了来自日本企业管理实践的冲击。这场革命直接起源于日美管理的比较研究。西方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从20世纪初接受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开始一直到70年代，长期专注于理性管理，人们逐渐感到这种管理模式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其过于规范、过于教条、缺乏人情的一面已经成为了对管理效率的束缚。事实上，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人性管理或文化管理模式，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是美国管理的主题曲。其主要管理观点为，人是按愿望、激情、意志行动的，理性不过是意志实现目标的工具。因此，管理过程不仅是决策制定过程，还包含有创新和执行过程，而这两个过程很难单靠严密的组织计划和机械的数字化控制方法加以掌握。他们强调，企业要充分运用企业的宗旨、信誉、价值准则、行为规范等“软”性管理因素，要通过培育企业文化来提高企业员工的凝聚力，这样才能获得良好的管理绩效。
进入2 1世纪以来，一些国内的管理专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反复强调，现代企业、现代经济、现代国家，只有建立在完善的数字化管理方式之上，采用一种“数字化生存方式”才会有前途。这里所说的“数字化管理”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在美国企业中使用的那种凡事都是寻求故据和分析的管理风格。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我们离数字化管理的境界还很遥远。因此，现阶段，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理性管理和层级管理领域，要把实现管理过程的程序化、标准化、数量化作为必达目标。另外还需要建立科学的组织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是生产要素的载体，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它是企业利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西方企业的理性管理，首先就表现在不断强化组织结构的科学性。我国企业的组织结构随意性大、成本高而效率低，具体表现为部门林立，层次繁多，高度集权，部门分割，内向闭锁。要克服这些弊端，有必要借鉴西方“企业重建”的思路。促进中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互补，发挥其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提升企业绩效，文化尤其是质量文化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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